文｜鄭美里（社大講師／於多所社大教授閱讀與寫作課程）

1999年，新北市的板橋社大創立時，因緣際會我進入社大，玩票性質地變成「半堂課」的講師，當時我的正職是報社副刊的編輯，我沒有認為自己是老師。我身上帶著的訓練主要來自大學時的新聞專業和在婦運團體的編輯／記者、讀書會經驗，以及文化類學的田野研究和訪談訓練，而我最衷心的關懷是想讓世界更美好，我渴望以我所喜愛和擅長的方式（故事、文學和讀寫）來實現我的理想。在社大工作似乎和我的理念極為相契，於是在我辭掉報社工作後，帶的課變成一門、兩門，服務的社大從一所變成兩所、三所。職稱雖是講師，但頭幾年我不太有教師的認同，心中對傳統的老師更是抱著幾分疑慮，我不想成為一個為了追求安穩而站在講台執教鞭、甚至運用萬年教材的那種老師（不久之後我理解到這樣的擔心是多餘了）。

在我開始社大的講師生涯後，常有機會參與社大和全促會的研習，這些研習經常在探問什麼是社大講師的教與學，這讓我漸漸地去思考成為一個（類）體制外的老師，一個「不一樣」的老師意味著什麼？隨著教學年份越來越久，「社大講師」這個身分也變成了我對外的一個自我標籤。早些年「社區大學講師」，這簡直不算個職業，說出來，別人可能還聽不懂，而我自己也沒辦法那麼理直氣壯，但可能是說久了，加上社區大學在全國的拓展，漸漸的當我自介是社大講師的時候，聽者從以前的一臉困惑逐漸變成了理解的表情，反應也從：「那活得下去嗎？」充滿疑問，到臉上露出肯定的笑容，說：「社大真的不錯，我也有家人和朋友上過社大。」終於，多年來我顯得可疑的職業身分漸漸獲得了認可，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也因社大講師這工作而豐富了血肉，使我不僅持續在知性上學習，情感上也得到了豐盛的友誼。

2022年，因全促會的計劃，鄭文德老師／導演開始記錄我所帶領的課堂，並且對我進行訪問。當時是訪問五所社大共五位老師談論自己的課和公共性的關係。說來慚愧，雖然全促會推動公共性多年，但我這匹老馬卻沒有把「公共性」這個概念深植心中作為我設計課程的依歸，我依舊持續以我的思維和信念來耕耘閱讀和寫作課。因此當文德導演提出訪問題目時，便刺激了我去思考公共性這件事和我課堂的關聯。對我來說，我的確深切感受到個人不只是個人，在許多層面和意義上，人和社會是息息相關的，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閱讀帶來的同理共感和換位思考，也都是讓人擴展自我，延伸到對他者的理解和關懷，更不用說文學本身既私密又具有時代痕跡、社會實踐，這些都是我在課堂中透過各種文本，反覆和同學們一再對話的。或許我的課沒有直接標榜「公共性」，但我認為殊途同歸，我很自信地認為我們的課絕對具有這樣的性質，因此當時我甚至反問文德導演：「難道心靈成長課就不具備公共性嗎？」

其實我會發出這樣的問句與我曾參與婦女運動的經驗有關，歐美1970年代婦運從草根的意識啟蒙團體發展而提出「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這啟發了青年時代的我，打開了我的「性別之眼」，讓我從社會學的眼光去回溯生命歷程，看見廣義的社會政治力量對個人的影響，也促使我持續投入性別運動。但另一方面，漸入中年的我對訴諸集體的社運策略卻漸感疲乏，而對個人的身心靈修持愈來愈有興趣，我便思索著社運／婦運更大的目標不正是要給人帶來解放嗎？「個人」這個小宇宙和他者、和世界乃至和靈性的大宇宙，我相信是相續、相依不二的。我在社大多年的教學過程裡，也同時在追索著所謂的「人」不當只是物質面的、社會性的，也應是具有精神性的，而追尋社會性的解放運動最後仍應回歸到個體，要讓個人感到幸福吧，我這樣想。換言之，我的思路是從個人到集體，再回到個體。因此當文德導演一再問我，我的課程是否具有公共性時，我對這個詞有些厭煩，略帶挑釁地反問了他，這可能引起了他的興趣，一年後他又以我的課程為主要拍攝對象，在兩年中多次從台南北上進入課堂的自然情境，進行紀錄片拍攝、田野採集，也反反覆覆不厭其煩的一再詰問到底我的課有沒有具備所謂的公共性？如果有，那是一種怎樣的公共性？我又是如何在課堂設計中去帶入？

老實說，在社大的教學工作是很實實在在要面對人群、與人互動的，我教學之初剛從研究所畢業還帶著操練得來的理論語言，一進社大教室立刻意識到我得將學術語言轉譯為日常的語言；但多年教學工作下來，理論性的語言和概念已非我所擅長，平日想得更多的是經驗、是實作。身為講師的我，雖然透過教學設計主導著課程的主軸，也扮演著引薦和賞析文本的角色，但更多時候在課堂現場我其實更常扮演的是傾聽和陪伴者。在文德拍攝紀錄片的這兩年，多次訪談中我「被迫」要將我從理念到實踐已熟練打包好的流程，解構、表述出來，對我來說是滿挑戰的，畢竟我是比較傾向直觀和感覺型的人，我不確定當《宛如潮間帶》剪輯完成後，是否已將我的教學理念表達清楚，看著螢幕上經常是皺眉深思侃侃而談的那個我，我感覺可能跟平時的我有些不同，但也多虧了文德，才激發出我去整理、思考、勾勒出這些年我在社大到底做些什麼。

早在大學時我就體認到自己的興趣和志向必須在人群中才能實現，我喜歡人，我熱愛將感動自己的書和電影跟他人分享，這帶給我極大的樂趣；我不喜歡表面化的社交，我享受在與人深刻的互動，但這樣的深心渴望卻尋尋覓覓不可得，因此我便想著：「那就由我來創造吧！」多年來我在社大課堂希望能創造出真誠分享、彼此支持的團體氛圍，並且引入共學的文學／電影／人文社會方面的文本，一起共學、激盪，我不敢說學員們都充分感受到我的初衷，但我確定那就是我所想要擁有、想要屬於、想要身處其間的團體。

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因為這種內心的滿足，讓我多年來沒有想過要離開社大講師的崗位。除了招生壓力和薪資低落以外，這個工作讓我能保有心智上的自我鍛鍊、激勵我不斷學習，並且與他人同在共感，它真的是一個具有挑戰性又能帶來高度滿足的好工作！我不敢說自己在做什麼偉大的事情，我只是在耕耘眼前一小塊非常小的田，但這塊心田的確是十分甘美的。

走進社大教室那一年，我33歲；今年快要足歲滿59歲了（一般台灣的習俗要號稱60），這些年我一直在課堂裡跟同學們在一起。從「前中年期」有些清瘦、仍顯學生氣質的我，到如今華髮漸生且身形轉為豐饒的我，外在的改變是有些驚人，但內在呢？我常自問是否仍像當初以人類學研究生自居，謙卑地在課室裡做田野，而依然保有日新又新的「新手精神」呢？

十幾年前，有一次在社大的研討會，志彬在回應時將我的課比喻為「潮間帶」，他說：「美里的課就像潮間帶，沒有固定的形狀，卻有著豐富的生態和各種可能性。」我猜志彬應該不會記得他的這句評語，但對我來說，當時我感到他似乎比我更能捕捉住我們課堂的精神，我自己難以形容、無法表述的，被他一語點出，此後我感覺上起課來更有底氣。這次文德拍攝紀錄片時，我提起了這個比喻。在紀錄片《宛如潮間帶》即將於社大全國學術研討會首映之際，我要感謝鄭文德導演，因為他的認真用心、百折不撓的韌性，在我倆不屈不撓的奮戰中逼出了我對自己二十多年來社大生涯的反思。我也非常感謝全促會的全力支持，信任文德和我，讓文德能自主地進行拍攝。文德比我年輕得多，我相信這趟拍攝過程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文德本身也是社大的老師，當他進入課堂等於是參與觀察了我的教學，跟我的班上同學都變成了好朋友。我和同學們都引頸期盼等待紀錄片的完成和播映，希望我們的經驗和故事能對觀者帶來一些溫暖和對於生命的思索，再去創造更多屬於妳和你的故事。

👆相伴超過十年的新莊社大「美好人生讀書會」，與同學一起邁入熟齡的我，仍期許自己在課堂上保持對人事物的好奇心與開放性。

👆圍坐成圈或ㄇ字型座位是上課的基本款，每個人都能平等地表達。圖為萬華社大「看電影，讀文學，說自己」課堂上聊電影感想的情景。

👆美里老師的寫作課會穿插活動引導和體驗，讓寫作課變得活潑又有趣。圖是大安社大「個人年表與生命書寫」課製作牌卡挑選圖片。

👆美里老師的寫作課會穿插活動引導和體驗，讓寫作課變得活潑又有趣。圖是淡水社大「心靈書寫：筆端的漫舞」課程在校園進行五感採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