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研究員、永和社區大學「共好行動會社」講師 陳懷萱
筆者認為終身學習券政策的出發點或許良善，但當我們將其套用在社區大學身上時，卻會發現一個根本性的錯置：「到社大學習」的動機，無法用「鼓勵消費」來產生的。本文試圖從社大辦學的初心出發，論證為何終身學習券無法評估社大共學的意涵，且可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扭曲、侵蝕社大作為公民社會培力基地的獨特定位。
社大辦學旨在建構一個培力公民、連結地方、促成行動的學習共同體。社大能以課程為媒介，深刻影響學習者，在於其特有根植於臺灣「公民社會、知識解放」的社會運動脈絡，逐步形塑出以「在地性」與「公共性」為核心的「師－工－學」三方共學實踐模式 。
在這個獨特的模式中，傳統的教與學角色被翻轉：行政同工不只辦行政，而是議題與網絡的組織者；講師不只是授課者，而是陪伴者、共同行動者；學員也不只是消費者，而是地方知識與公共行動的參與者。這三方成為平等協作的夥伴，共同在地方議題中學習、成長、行動。
也就是說，社大辦學設計對學習者的影響與改變，主要透過「教-學-行動」的循環設計來實現。更重要的是，學員的自主能動性，透過師-工-學三方協作所建構的混齡共學社群，促成深化與轉變，讓學員從知識接收者轉為地方轉譯的創作者與社會介入的行動者 。
從筆者研究過程的田野調查、課程與工作坊現場互動，乃至「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24年針對社大高齡者進行的學習需求問卷調查結果，這些資料所呈現出的共同特點十分清楚：當學習者被問到「為什麼選擇社大、而且一上就是好多年？」時，學員的回答極少是「因為學費便宜」或「有津貼可以折抵」，反而會談到這裡的同學、老師、行政同工，談到一起做地方調查、一起辦展覽、一起去倡議保護一片濕地、一起為社區長輩設計課程等種種行動 。
在師工學共構的混齡共學社群中，「學習」歷程也是從「我」到「我們」的生命轉化機制。在社大以學習為介面提供個人與群體創造多元觀點對話的共學空間，促成各種生命經驗相遇交織的火花，以及「生命影響生命」的交互作用，更凸顯出社大在培育中高齡自主學習人口的獨特價值：社大將中高齡者從「被照顧對象」轉為地方知識的生產者，更成為地方公共生活的共同實踐者。這是任何消費補貼政策無法觸及的教育本質。據此，筆者認為，社大將地方知識的建構與個人生命歷程的角色轉化整合在一起，體現了其作為臺灣邁向超高齡社會中，促進公民素養與社會永續發展的場域積極意義與價值。
回到源頭來看，社大誕生於民主化後社會運動與地方自治的需求；自1998年社大運動發起以來，社大有別於由上而下的正規教育或是市場導向的一般補習／進修體系，強調回應在地需求，由下而上建立「提升現代公民素養、培力社區自主，以及發展參與公共事務的自學、共學途徑」。
學員被社大吸引，起初往往是為了一門感興趣的課程，但最終留下的原因，是因為在此地「找到了自己」與「被需要感」的社會連結。筆者認為，社大共學建立了個人深層的歸屬感與價值感，因此深化了自主共學的動力。而社大能讓學員持續投入，不管是五年或二十年以上，背後則是以體驗式學習人生自主再設計，形成知識、社群與行動交織共構出的在地安老關係網。在此脈絡下，終身學習券想要擴大學習人口的政策不但無法反映在「第一次踏入教室」的人數，更不會成為強化與支撐學員「十年如一日」在社大持續學習與行動的力量。
當「終身學習券」被視為推動終身學習的政策工具與績效指標時，將帶來難以忽視的偏差：
當前終身學習券停留在對個體知識攝取的單一視角，不利於培養「從我到我們」共學的公民實踐能動性。政府應調整資源配置策略，從補助個人「買課」，轉向支持社大深耕在地，強化其作為公民社會培力基地的角色。因此，筆者認為，終身學習的政策規劃與設計，應與社大經驗有更多對話，並具體投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