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教授 曾旭正
台灣的社區營造政策自1994年發軔，30年來，「社區營造」一詞由無到有，社區投入的營造行動也熱鬧多樣，不僅攪動了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也成為形塑社會構造的重要成分。我們一再強調社區營造政策並不等同於社區營造，政策的發展有其條件和作用，而社區營造政策必然影響到社區營造的發展方式與成果。因此，在關心社區營造之外，社造政策本身以及它對社區營造的影響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本文要問的第一個問題：「社造政策對社區營造的發展，可能發揮什麼樣的影響？會不會，看似善意提供許多資源給社區，反而阻礙了社區本身的成長？」
30年來的社造政策發展，過程中政策強度雖有有強弱起伏，但可幸的是不同的執政者並沒有放棄社區營造之名。由於長時浸身其中，我們可能以為政府本來就該支持民間推動社區營造，所以社造政策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觀察國際經驗，實則並非如此！譬如，近年來積極向台灣取經的馬來西亞，活躍的民間友人就表示，馬國政府根本沒有社區營造的概念，沒有安排政策資源供民間團體申請，因此並沒有社造政策。在沒有社造政策的支持下，有心推動社區營造的組織只好向社會的其他部門尋求協助，譬如向企業遊說募款或者爭取國際的NGO支持，其過程相對辛苦，但可能激勵出不同的行動模式；而來自企業的支持也可能干涉較少，讓民間組織有較大的自由度，充分發揮民間的自發特質。因此是值得觀察比較的政策運作經驗。
當政府有社造政策支持民間時，社區通常必需有對口的組織，被要求立案登記，行事上則需遵從政府的規定納入行政管理之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結社」的經驗，也看到政府（不論中央或地方）對民間組織的管理方式。在社區層級的組織結社上，台灣常見的有社區發展協會、文史工作室、文教基金會等。它們都完成立案，納入政府的行政管理範疇；角色上，它們居於政府與民眾之間，扮演呼應政策與鼓舞（或動員）居民的角色。運作上則因為普遍缺乏自主財源，必需仰賴政府的補助才足以聘僱兼職或專職的工作人員推動社務，因此「靠接案子來養活自己」成了社區組織工作者的日常。但來自政府的補助通常不支持人事費用，因此又不得不努力從業務經費中儉省部分下來支應人事需求，而這不僅讓組織的財務管理趨於複雜，核銷工作的曲折也成為工作人員無法避免的身心負擔。由此我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人民自發地結社，一定要納入政府的管理之中嗎？若屬必要，政府的治理方式可以因為人民結社的特性而有什麼樣的不同？」
關於人民結社，我們期待的圖像是：人民自發結社，促發內生的行動力，成員都務實地在眼前能團結起來的條件下發展著（發想、提議、討論、分工、合作、承擔、檢討、鼓勵等等）。如此，原本零散地各自存在的個體共同創造了「社」而自己也成了社員。社員創造了社，但更重要的是「結社」的歷程讓社員得到提升的機會，他們不再是只能在個人小小範圍內孤單地活著的原子化個體，而是共同擁有某種親密感、歸屬感且能實際合作行動的小團隊。隨著合作行動的經驗持續累積，小團隊可能慢慢壯大，同時數個團隊可能基於共同的成長經驗與改造社會的相同期待，願意進一步集結成為更有規模、更有組織能力的團體。
重要的是，即使後來團體規模變大了，但與最原初的小團隊一樣都是自發的「社」，能維持草根自發的結社精神。不論大小，成員結社的動力是確保「社」能持續存在的要素，務實地結社就會為社的存在找到支持的力量。期待有一天，結社成為這個社會的日常，每個人或多或少參與了結社的經驗，這樣的社會是健康且有活力的，足以面對各種挑戰。由此，我們的第三個問題是：「人民自發結社的根本價值是什麼？對社會有何影響？我們該如何踏出第一步？」
是的，我們主張務實的結社，意謂人們是本於自發的精神，踏出合作的步伐，不依賴、不虛應、不膨脹想像。如此，小團隊小任務都可以完全靠自身的能力完成，當合作達成目標時，就是對團隊最好的酬償與激勵。即使在累積更多經驗之後，團隊形成了擴大影響力的共識，打算擴大組織（增聘專職人力、成立分社等），也要考量真實的組織能量，且由成員共同承擔擴大組織所需的行動。我們樂於見到草根的組織茁壯擴大社會影響力，但不論是資源募集或邀請新成員，都應本於自力、務實的原則，才不致於淪入虛胖、附庸的下場。
根據統計資料，目前台灣各縣市總計設了7748個村里，其中有6943個村里中成立了社區發展協會。這樣的數量和將近九成的設置比率，不可謂不高。但值得探究的是，有多少社區發展協會的成立確實是草根自發的？協會成員對於協會的組織方式是否清楚了解其設計意涵？被推選為協會幹部的，有多少比例只是形式化的，根本沒有行動的共識和真實投入？有多少協會其實是沒有在運轉的？而有在運轉的協會，其推動的工作，又有多少是社區真實所需？反過來說，真正社區急需解決的問題，又有多少被社區協會所關注？
整體而言，觀察目前社區發展協會普遍的狀況，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項問題：
社區仰賴政府補助，既欠下政治人情，又不得不依政策規定辦事，實在嚴重削弱社區自主性。無怪乎日本的地方創生專家木下齊會提出驚人之語：「政府的補助是毒藥！」因此，有志長期耕耘社區之士，應該看清楚此中厲害的關鍵！ 3. 缺乏集體議事的能力，組織的思惟和行動力皆弱 結社與集會是組織運作的兩大基石，且兩者互為犄角。欲結社必先有集會，才能團結個體；而集會要以結社為目標，才能進一步激發動力。形式化的結社往往伴隨著形式化的集會，整個組織缺乏議事的自決，也缺乏有效議事作法，遂無法讓個體充分表達不同的價值觀與行事判斷，團體無法透過議事來深化對問題的認識，也無從引導出集體智慧，提升組織的創造力。
議事能力不足是當前社會普遍的問題，企業、政府、民間的會議，不論大小、形態，都呈現類似的困境。社會上普遍能覺察到議事的問題，如會議冗長、主席角色混亂、會議中人身攻擊、離題、傾斜發言、議而不決等等。但大家並未體會到問題的關鍵在於缺乏議事規則，也未能認知到：議事能力是需要學習的，也是可以學習的！
上述問題彼此糾結，要加以拆解，自然也需要多層次的作法。解決之道並非只有一途，且各項作法實在相互交駁，如同集會與結社互為犄角一般。台灣的社區組織需要轉型，其轉型之路我們稱之為「務實結社」，「務實」意謂著「實事求是」、「堅持價值」和「關注行動」。而轉型的行動內涵則包括：「堅持自發自主」、「學習議事方法」和「調整組織」。
發源自英國的轉型城鎮運動很值得我們參考。2005年由羅布·霍普金斯（Rob Hopkins)和他的伙伴在英國德文郡托特尼斯（Totnes）小鎭發起，2007年在英國及國際間得到關注，順勢成立「轉型網絡」（Transition Network)，同年也影響了日本。 其後的十多年間，已有86個國家，1066個地方響應此運動，有15萬多民眾曾參與此運動。日本的榎本英剛最早在2007年底接觸到轉型運動，2008年，他遷入神奈川縣的藤野，這是一個僅有8500人，但有樸門組織和華德福學校的山區小鎭。他與在地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舉辦轉型城鎮的講座，隔年春天正式啓動「轉型藤野」的行動。
與此同時，榎本又與幾位朋友決意在日本推動轉型運動，因此在2009年成立「轉型日本」(CTI Japan)，設立以國家為單位的National Hub，發揮推廣／教育、支援、培訓和網絡經營，是亞洲地區最早發展此運動的。2023年，他出版了一本完整介紹轉型運動由香港的伙伴薛頌平翻譯為中文：《日本轉型城鎮：一場連結個人與世界的社區實驗》，前述有關英國的起源經驗以及接下來的日本經驗，皆引自該書。
日本的轉型城鎮運動，最早從藤野、葉山和小金井三個地方開展，至2023年已擴展到60個社區，大部分集中在關東附近，但北自北海道的札幌和豐浦，南至沖繩縣的石垣島和西表島都有。各個點都以「轉型XX」為名，譬如轉型福島、轉型岐阜、轉型廣島等等，都以關心氣候變遷、環境永續為出發點，依著各地的特殊條件而開展不同類型的行動。
榎本是這麼定義轉型城鎮運動的：「它是一場實踐性的倡議運動，透過公民發揮最大程度的創造力，並提高地方的韌性（底蘊），以去除對不可持續發展系統的依賴。」（頁38）其中的三個關鍵字是「創造力」、「韌性」和「去依賴」。去依賴是強調對治「關係的疏離」（生產者／消費），主張再地方化、縮小生活規模、改變思維等；韌性則是在面對意外衝擊時能靈活應對，提高社區層面各種類型的連結以強化靱性。而創造力則是，相信人類的創造力可無限再生，重視「每一個公民的創造力」令其發揮。
為了方便引導行動，也整理出轉型的12個步驟：
提倡有力的小單元擴展，重視居民的自發動力，這是回歸「結社」的初衷。台灣過去的經驗走上形式化的結社，其結果雖然組織數量眾多，但卻普遍缺乏內發的動力。或許，回過頭來在自身的場域與課題上鼓勵小型重整，務實地建立工作團隊（德國懷楊小鎭稱為「委員會」），透過做中學來自我培力，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2. 運動組織方面 小小的工作小組在各地長出來，能夠穩定運作之後，可以登錄為工作團隊（Group）。而這些團隊，不論是起步階段或開始獨立運作了，都需要陪伴、鼓勵與支持，因此有必要成立全國性的Hub，肩負推廣、教育、支援和經營網絡的工作；而Hub會連結各地有經驗的培訓師Trainers，協助自發的民眾在地方上啟動小型活動，逐漸累積經驗後成為有行動力的團隊。
台灣的社區營造，有全國性的組織如台灣社區營造學會、台灣社造聯盟，但並未成為如此有系統的運作組織，在培訓工作上更是經驗缺乏。